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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支新疆乐队决定北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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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:老月亮

作者:老月亮

八月的最后一天,北京,午夜,郁达夫笔下的秋凉浸入了屹然的窗。

他坐在一个位于东三环边缘的房间,三块用户名为“EricBlack”的电脑屏幕,闪烁着暗沉的蓝光,等待他输入密码,屏幕周围嫁接着键盘、声卡、监听控制器、效果器,和一只塞满了烟蒂的玻璃杯,两个手臂长的音箱安静地望着屹然,像四只天真的眼睛。

此时,屹然的朋友们都在艺术区,参加一场拼盘演出。他在一个月前就听说了这场演出,以自己没有兴趣看演出为理由推脱过去了。

在这天,他像往常一样吃饭、刷手机、听歌,直到演出结束,点开了一首《Kinsella说过,呆在家里》,拿起自己黄红相间的木琴跟着弹了两遍,发了一个朋友圈:ASADSTORY,I’msorry。

这首歌是屹然在北京的好朋友尔足写的,歌词很简单:

外面没有人真正喜欢你

人们喜欢你

是因为你善解人意

是因为你开朗、大气、健谈、美丽

或许还很有趣

而不是因为你是你

屹然曾经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念过这首歌词,尔足的乐队名字也带着一些浪漫的悲伤,叫做“SheNeverSingsOurSongs(SNSOS)”——她从未唱过我们的歌。

过了今天,SNSOS就要解散了。他们的主唱在某一天突然开始变卖自己的背带、吉他、音箱、效果器……几乎占满半个排练室的、被公认为珍宝的设备,一件不留。

没有人忍心去问为什么,乐队也没有发布正式的声明,只是在微博上频频道歉,之前承诺的演出因故不能参加了,只有包括屹然在内的几个北京的好朋友知道,今天这一场,就是最后一场了。

屹然缺席了。在独立音乐行业,也许每天都会有一个不为大众所知的乐队无声地解散,作为乐手的他应该早就习惯了,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,发生在自己身边,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站在那里,看自己的朋友上台、拿起乐器、演出、收起乐器、下台,直到最后一个观众走掉。

同样未知的是,自己的乐队哪一天也会迎来最后一场演出吗?

屹然今年二十三岁,是缺省乐队的主唱,巧合的是,“Default”这个计算机术语最早的释义是“缺席”。

缺省成立四年了,发行了三张专辑,办过两次全国巡演,拥有两首“网抑云金曲”,从华电、北邮到慈云寺、百子湾,屹然辗转在学校楼道、东直门排练室、和大小演出场地之间,毕业第一年,他搬到了这个27层,能看到北京第一高楼的地方,跟乐队的贝斯手和鼓手住在一起。

摄影:阿哲

屹然第一次来北京时刚上初一,刚好是年,代表哈萨克少年和其他七个少数民族参加了建国60周年国庆阅兵的“团结奋进号”彩车游行。屹然身着民族服装,因为身高过高被排在后面,错过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上央视的机会。

彩排、游览历时一个月,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十几岁青少年无聊到谈起了恋爱。好不容易有机会上网的屹然疯狂使用酒店的电脑,打了一个月魔兽世界,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外出中,他在一个琴行买了一把七百块的“鲁芬(山东产芬达)”电吉他,回到新疆再入学时,同学们已经学会了英语中的“主谓宾”。

再一次到北京是三年后的五一假期,屹然看望博士毕业的父亲,和第一次的感受不同,屹然眼中的北京不再是那个满目琳琅、有着高速无线网、巨大立交桥和建筑物的大都市。

这段时间,屹然听到了以刺猬、后海大鲨鱼、嘎调为代表的“NOBEIJING”一代摇滚乐,他在愚公移山的腾讯微博上看到后海大鲨鱼的演出信息,独自跑到了那里,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livehouse。

他至今清晰地记得,演出开始的时间是晚上九点,父亲要求他九点半回家,他站在愚公移山,望着空旷的舞台,一寸寸地品味站在观众区脚底的触感,在演出开始前拿着一张当月的演出单离开了。

此后,那张节目单一直摆在屹然的书桌上,直到他高中毕业,考上了北京的大学。

如果被问及对家乡乌鲁木齐的印象,屹然会播放一首BeachFossils,一个成立于年的布鲁克林独立乐队的《Adversity》。

乌鲁木齐的夏天“很硬”,饱和度和对比度都高得吓人,在某个午睡醒来的傍晚,少年屹然会戴上耳机,放一首《Adversity》,去找自己的朋友们玩耍。下班时间,人们都在朝家的方向走,只有他在逆流而上,穿过一张张或疲惫或麻木的脸庞,跟着节奏沿着笔直的街道晃荡,街的尽头是宝蓝色的天空,稳稳托住橙红的圆润的云朵。

达到约定的地方,关闭音乐,几个男孩人手一根冰棍,到附近的小公园闲坐,看着跑步的人一次次经过,直到最后一丝光亮消失殆尽,对蚊虫的叮咬忍耐到极限,才一个个先后散去。

在成年屹然的形容中,以东西走向的幸福街为界,乌鲁木齐的南边是布鲁克林,北边是曼哈顿,一边少数民族居多,街边排布着茶餐厅、点缀着斑斓的文化,一边是整齐林立的家属院、现代建筑,与大多数内陆省会城市无异。

屹然的家就在“曼哈顿”南部,一个叫做“工商局小区”的地方,《Adversity》播放的场景,是从工商局小区走到公务员小区。

五岁之前,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,只会说哈萨克语,直到需要准备入学,进入“汉校(用汉语教学的学校)”才回到了爸妈身边。

一般少数民族家庭会面临的让孩子上“汉校”还是“民校”的问题,在屹然家并不存在。学习汉语、在汉族占多数的重点中学学习,最后使用汉语答卷,以“民考汉”的方式进入大学,从屹然的父母辈就开始了。

年,屹然的母亲以“民考汉”全疆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大学,却遭到了姥姥的阻碍,“女孩子在新疆上学就行了”,幸得当时的班主任跑到了家里跟家长吵架,才顺利地去了北京。屹然出生之后,母亲去天津念了经济学硕士。

在这个母亲大学时代听崔健,父亲先后在北京、美国求学的家庭里,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标准的普通话,谈论时事的时候使用英文,屹然习惯早餐是面包夹花生酱,谈及童年接触的影视作品时,朋友们都在回味《射雕英雄传》,陪伴他的是《生活大爆炸》和美国脱口秀演员ChrisRock九十年代的作品。

ChrisRock

和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一样,屹然的童年是在学校和各种兴趣班中度过的。

在对他的学习成绩寄予厚望的同时,父母试图挖掘他身上的天赋。街舞、跆拳道、钢琴、电子琴、素描、游泳……除了徒增亲子矛盾和痛苦练习的童年回忆,屹然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,包括学习,因为儿子没有名列前茅,母亲痛哭过无数次。

常见的音乐人故事发生在小学五年级,屹然在姑姑的格莱美奖全集CD中听到了GreenDay的《AmericanIdiot》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把CD听到卡得不能再听,通过刚刚兴起的QQ音乐、虾米音乐寻找乐队,他拿起吉他的第一天就在想办法弹出生日快乐歌、《小星星》,摇滚乐和吉他正式进入他的生活。

无法上网的日子,屹然跑遍乌鲁木齐琴行和报刊亭,买下了所有的吉他谱和音乐杂志。

除了屹然,缺省的键盘手、主唱艾迪娜也是“民考汉”的维吾尔族,自幼学习钢琴,除了古典乐,她惯常听的是艾薇儿、泰勒·斯威夫特、帕蒂·史密斯一类的欧美女歌手;身为汉族的贝斯手晓逸古典吉他过了八级,跟着老师出没交响音乐会;鼓手阿强开始学习架子鼓之后,也系统地接收了西方摇滚乐的熏陶。

城市化和互联网稀释了民族和地域的差异。在这样“中西结合”的成长历程中,即使现在的成员包含新疆的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、汉族,在缺省的作品中,我们也很难看到直接、明晰的民族和地域痕迹,连中文歌也寥寥。

十五岁的屹然在北京的愚公移山徘徊了一阵之后,回到新疆就用分数跟妈妈对赌,赢得了一个一千八百块的效果器,开始搞乐队了。

在同班同学晓逸和阿强的记忆中,十几岁的屹然不是忧郁型的文艺青年,而是一个走路大步流星、摇头晃脑,有些神经质的怪咖。

在军事化管理的兵团二中,屹然会在安静严肃的数学课上突然想到一个节奏,旁若无人地用桌子打拍子,或者发出一些奇妙的猜想,直到被老师叫出去罚站,放学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从七层台阶滚个跟头翻下去;班级活动,屹然带着自己的乐队把阴三儿的《老师好》改编成了摇滚乐,对着全班同学怒喊“妈个*”;屹然的班会演讲题目叫做“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”,放上新裤子深情并茂地谈论梦和自由,激动时模仿《死亡诗社》里的经典动作,突然爬上课桌开始呐喊,可是乌鲁木齐音像店里卖的都是民族音乐,书店里基本都是学习资料,这里不像彭磊生活的地方,没有什么曾经存在,后来消失的文艺地标。

晓逸说,当时全班同学包括他在内,都把屹然当傻逼,因为他讲的东西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,直到大学来到北京,晓逸才明白那首歌唱的到底是什么。

那时的屹然野心很大,他想搞三个乐队,一个纯粹个人的,一个流行的,一个民族的,他说,那时的自己就是想吸引别人注意、碾压别人,成为人群中最吸引目光的那一个。

摄影:阿哲

可是名校毕业的父母,无法容忍一个按成绩排考场时会被排到最后一个考场考试的孩子。屹然告诉母亲,“我不需要上学,我要背着吉他走天下,我要做摇滚明星”,母亲当场眼泪就落了下来,心想这孩子完蛋了,跟家里人商量,要么送他去技校,要么直接掏钱送出国。

在新疆电视台做音乐制作人的姑父告诫屹然,“你觉得自己足够好了是吧?等你觉得足够好了再去做”,班主任劝说屹然,“你觉不觉得自己应该看到更多的世界,更多的人之后,你做这件事才更有能量”,屹然想了想,暂时留在了校园,但成绩没变。

“最后让我成绩变好的,是一个女孩子,真的很可笑。那个女孩子物理特差,跟一个物理很好的男生走得很近,我非常嫉妒,开始使劲学物理,没想到我还挺擅长,研究出了三个公式走天下的方法论,但最后她还是没用,她就喜欢他”,屹然笑着说。

成绩跟上之后,父母没有再干涉屹然的摇滚梦。

即使没有过多的受到九十年代中国摇滚乐的影响,也不是“打口一代”,整天泡在网上疯狂听歌的屹然也不可能不知道所谓“摇滚精神”的存在。正值启蒙的十几岁,屹然正好迎上了公知当道的博客时代,有一天他跟父亲说:爸,我们生活的世界都是假的。

面对青春期的儿子,父亲没有正面作答,他告诉屹然,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太窄了。

提起“北漂的新疆乐队”,成立于新疆、97年移居北京的舌头乐队是一个标志。但和那代音乐人不同,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走近摇滚乐的屹然,离摇滚乐和批判性、进步性等词汇发生强烈关联的8、90年代实在太远。他是在北京上大学之后才听到舌头的,像木马、木推瓜这一类的“迷笛系”音乐人,在屹然的青春期是空白的。

在他的世界中,痛苦对于一个人而言并没有那么地重要,对于艺术家而言也是,他甚至没有办法感激小时候逼他弹钢琴的父母,“痛苦的事,为什么要去做它呢?”

而所谓愤怒还是有的,对世界的疑问也一直存在,可特殊的集体经历、成长环境,让青春期的屹然并没有形成用音乐表达质问的路径。“我有更重要的东西要保护”,屹然说。

他的叛逆和不甘停留在了“校园怪咖”阶段,转化成了更细微、暧昧的情绪,高中时屹然的作品主要以音乐为主,偶尔加入一些苏联电影的采样,到了大学,他选择了“自赏”。

缺省成立的故事不太符合人们想象中的、更贴近上一代乐队的成长规律。

他们没有在某一天早上醒来,决心追寻自由和爱,跑到北京的某一个村子里过着清贫的艺术家生活,喝酒、打架、和一群年轻的朋友横七竖八地睡在一起;也没有特别受某个乐队的启发,跑到他们出没的场地里,自此没入北京的摇滚乐文化场景中,以成为摇滚明星为目标步步追寻。

开端很自然,年,屹然找到了中学时代就认识,先后从新疆考到了北京的晓逸、阿强,告诉他们,自己要做一个“盯鞋”乐队,几个大学生的音乐生涯就此开始了。

摄影:Scrap

那是草东没有派对发行第一张专辑《丑奴儿》的一年,在年轻人的共同记忆中,年大概是一个丧文化还没有过时,可以在深夜发表一些负面言论,而不被批驳矫情的时段,说一句“我太丧了”,不仅不用承担道德负担,反而是一种“我还年轻”的体现。

十九岁的屹然也是不快乐的年轻人中的一员,自幼学琴,生性敏感,大学二年级,爱好是看《超脱》一类的小众文艺电影,选择了一种别名叫做“自赏”,带着梦幻与抑郁气质的摇滚乐品类……

所有的要素都指向了缺省第一首评论+的作品——《将死之时掩以水门汀》,成为丧文化的组成部分,有人在评论区留下了自杀干预热线,有人留下了这样的话:“不要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”,直到现在,仍有人把这首歌成为“网抑云金曲”。

四年后,每次听别人聊起这首歌,屹然都会感到有些尴尬和局促。他不满于这首在地下室买了最便宜的设备、最烂的鼓,用电脑录制而成的作品在制作上的粗糙,也羞耻于自己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

可那是他与队员们最珍贵、独一无二的回忆,那种惆怅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,他唱“你没有昨天和回忆”,用以怀念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水泥掩埋、只能永存于记忆中的家乡城市,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,他都不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忧郁、自闭、甚至有自杀幻想的“emo青年”。

实际上,上大学之后,屹然的嘴边不再总是挂着摇滚乐和摇滚明星了。十几岁逐渐了解嬉皮、反战是怎么一回事之后,屹然对摇滚乐的了解是有人为公义,为自己的权利去伸张,“是人身上神性的那部分表达”,心中也曾充满乌托邦的幻想。可自己的出身、境遇、经历,又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伸张、反叛什么。

在学习编曲、成为制作人的过程中,屹然把摇滚乐作为一种风格,和一种精神的存在分得很开;在正式进入音乐行业之后,摇滚乐对于他反而逐渐变成了一种精神寄托,但更多代表的是真实,而非所谓自由、叛逆。

有时候他也会在一些社会事件上发表看法。就在上个月,一些乐迷和自媒体在微博上发起话题,倡议重视发生于摇滚圈内的性骚扰事件,屹然成了为数不多声援话题的乐手之一。只是思考这些事情对于他来说,“只是一个有意思的问号,而非生活的句号。”

相比起传统叙事中摇滚乐创作者所感知的痛苦,屹然更多感受到的是不安全感。在特定的天气、特定的环境、特定的氛围中,一些情绪会涌上他的身体,让他的胃开始绞痛,这样的不安全感变成了“盯鞋”音乐中厚重的音墙、模糊惆怅的表达,和梦幻飘渺的人声。

在某个醒来的早上,屹然会想,如果自己不是一个人形,而是一个意识,没有加在身上的种种桎梏,自己会怎样去看待世界,可这样的想法也只是他当下生活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“可能我生活得太舒适了吧,也有可能,有些事比心中的理想更重要。”

在北京,几乎所有的大学生乐队一开始都会在SchoolLiveBar演出,缺省也不例外。

这个从Joyside时代的年轻帮开始,诞生了无数乐队、老狼、木马等老炮儿经常出没的场地,因为盘尼西林在《乐队的夏天》一句“我们是从School出来的”,成为了年的网红打卡地,很多年轻人会来School买一杯酒,坐在走廊的凳子上呆很久,观察自己平日里喜爱的摇滚乐手们喝大了的趣事。

但对于缺省这几个刚刚来到北京、想搞乐队的大学生,School不仅是一个娱乐场所,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台阶。

缺省乐队在school

屹然第一次去到School,第一感觉是“壁垒”。在具备一定的公共性之前,去School的人一般都互相熟识,一个陌生的面孔是比较显眼的,而身高一米九、一头红色卷发的屹然更是。

像其他年轻人一样,屹然坐在走廊抽烟,非常兴奋,这是他一直想来的地方,也有他想见到的前辈们,但与此同时,摇滚乐手们看起来也没那么友善。

在不停演出、喝酒的过程中,屹然归纳出了跟前辈们聊天的要点:“首先你得有干货,其次在这个话题里你得有一定的话语权,能让别人信服”,他一般会选“中国音乐为什么缺乏组合性”这样的音乐向话题。

到了现在,屹然出入School总算是没有那么紧张了,时不时还有人叫他一声“Eric老师”,但他也知道,那个“壁垒”依然是存在的,只不过当下的他是在壁垒的里面,观望外面的人。

晓逸和屹然还是高中同学的时候,两个人的家跟学校是平行的,他们总是在一个十字路口相会,晓逸看着屹然戴着耳机,听着自己喜欢的歌,晃晃悠悠地向自己走近,一天就开始了。

屹然情绪化,晓逸温和冷静,晓逸已经记不起到北京之后,自己陪伴过多少次屹然的崩溃了,而他唯一一次不多的表露情绪,是在异乡的饭店里,一个人一直在纠缠着调侃屹然是个外国人,晓逸沉默了半天,冲上去把人打了一顿。

从新疆到北京,乐队成员们情感里有青葱的友谊,也成为了一个共同面对世界、被音乐系在一起的共同体。

摄影:Welnsight光线收发室

毕业前夕,缺省已经完成了两次全国巡演了。

逐渐活跃的市场也增加了屹然的收入,在跟随后海大鲨鱼前鼓手小武进棚学习制作之后,除了给《中国新说唱》等音乐综艺干一些零散的活儿,他也为动物钉子户、出海部等乐队担任制作人,算是有了一个非艺术家的吃饭本领,他向母亲许下了承诺,自己一年内肯定能够经济独立。

与此同时,其他成员也在面临要不要北漂的选择。从小学开始一直是学霸的晓逸考研差了十分,百般纠结之后,他放弃了二战,选择专职做乐队;阿强一边应和着在电厂上班的父母的劝告,一边软性拒绝顺着自己在华电的专业,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,他想得很清楚,自己只要保持学习和进步,就可以一直做一个职业乐手;去年新加入的艾迪娜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,一边准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,一边教钢琴课维持生计。

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北漂故事,如果没有那一场疫情的话。

过完年好不容易回到了北京,演出停滞了,其他乐队也出不起钱再请人制作,乐队四人一下子断了生活来源,到这次采访进行的时候,从来不熬夜的晓逸焦虑得睡不着觉,“接触社会之后发现原来这么残酷,幻想的美好似乎都不可能实现,会一个一个的坏掉。”

贝斯手晓逸摄影:阿哲

阿强已经吃了几个月老干妈配馒头了,他说老干妈挺好吃的,还分享了一个从小到大家里过年,爷爷都会讲的电厂发洪水,用来忆苦思甜的故事,“他们总是让我做一个坚韧的人,我觉得现在还OK,我不是那种早上起来没有钱喝咖啡,就觉得世界不会好了的人。”

但阿强是一个很喜欢钻研食物、下厨的人。偶尔大家聚在一起,有时是朋友要离开北京了,来家里做客,阿强会做上一大桌子菜,将这些过程记录下来,自学剪辑,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一些美食vlog。

Vlog里没有剪进去的,是饭桌上,他们轮流播放自己最近在听的歌,喝到高兴的时候就放起小时候听的民族音乐,互相怂恿着,在客厅有限的空间里跳上一段舞,异乡的居民楼变成了一个大帐篷,轻轻载着这几个年轻人易碎的梦。

搞乐队也好,正常工作也罢,选择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,多少都得担着追求自我实现的代价,经济压力可以通过教课、找工作来解决,但剩下的梦怎么追,他们不知道了。

二十天前,缺省发行了一张新的EP。

发行当天,屹然收到了很多乐手朋友和乐评人前辈的夸赞,相比前两张专辑,他在音乐上的进步有目共睹,有乐迷称缺省为“音乐性最强的新乐队”。

一整天,屹然手上都攥着手机,网易云、豆瓣、微博,他把所有平台的评论都刷了一遍,也会忍不住嘟囔一句,“怎么还没有+”。

四首歌做了一年,除了创作,屹然还全权负责了最后的混音。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震动独立音乐行业、各种风格新乐队一个接一个刷爆朋友圈的年,他除了演出,每天的生活是下午起床,点个外卖,坐在三块屏幕前开始接受成员们和制作人的反馈意见,第一百次修改自己的作品直到凌晨四五点,第二天下午起来接着改。

过了几天,四首歌在网易云的评论都没有过+。如果是之前的作品,他们还可以说安慰自己,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就好了,可这一次,缺省不是“纯艺术家”。

好不容易在School认识了一些前辈,打破了人情壁垒,稍稍融入了京圈,在初出茅庐时获得了一些演出机会,其他拥有livehouse、独立厂牌的非北京乐队在一两年内也成长迅速,台团的爆红,橘子海、华北浪革等风格各异的大陆乐队间歇性刷屏朋友圈,乐队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。

在编曲的过程中,屹然有意加入了一些重复更多、更悦耳的旋律,想要制造一两首能够被大众接纳的歌曲,唯一一首带中文词的《夏夜最后的浪漫》,也是录制之前考虑传播效率,费劲改出来的两句。《TheRiver》是屹然给自己的自留地,没有考虑任何受众的成分,他还是想做一首长达六分钟、枝蔓繁复的歌。

创作的过程相对纯粹,但第一次尝试双主唱阵容,加入大部分艾迪娜的表达之后,他们还没有抓到新缺省的特质。

艾迪娜看起来不是特别情绪化的人,作为父母的“老来得女”,她并不习惯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愤怒,高中时被母亲和班主任强行改了文理分科,她一度陷入了抑郁的僵木失语状态,直到家人看不下去,才支持她参加了艺考。

大学时期,艾迪娜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环境,她会思考过年回家,母亲为什么只让她洗碗,而不是哥哥,也会注意到一些维吾尔族女性必须在兼顾家务的同时外出工作;身处男性居多的摇滚圈,艾迪娜会跟乐手朋友们聊起性别歧视与差异,但她完全接纳自己作为女乐手的身份,“作为女性不是一个不好的事,其实是很美好的,我喜欢我在声音、神态和思想上的女性特质”。

艾迪娜和调音师温达摄影:Scrap

艾迪娜把这些想法写在了歌里。在《Wordsin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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