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
丘桃
01
生存
凌晨12点37分，林浣给我发来一张坑坑洼洼的土豆照片。
半小时前，在发现家里的6颗土豆齐齐发芽之后，她翻出了不锈钢小勺，一点点把长芽的部位挖掉。「好像芽还不是很深」，她发来信息说，以回应我先前的「土豆发芽就要扔掉」的建议。
这几颗土豆来之不易，是她上周某日熬夜至凌晨四点半，从小区门口取来的校友救助的「货」。她上网搜索了「发芽土豆能不能吃」，又找到一位经验丰富的大厨朋友询问，得到「你的土豆还有救」的答案，继而听取一位在北方长大的朋友的实操建议，开始人生第一次拯救土豆。
她住在上海浦东的北蔡，因为疫情居家隔离40多天，已经习惯珍惜所有的食物。这些发芽土豆变成了后面两三天的主食：土豆泥。
努力保持跟平时一样的健康饮食风格，这是她最后的坚持。比如她习惯的早餐是烤粗粮面包片，抹上一勺黄油、无添加花生酱和牛油果，配一杯加植物奶的咖啡拿铁。
但缩水是必然的。
比如配面包的牛油果，从平时每餐的1/2个，慢慢缩水到1/4，再到一勺。等到4月初，她靠最后半个「智利大果」就坚持了1周多，每一勺挖下之前都看到表面的那层黑色氧化。当牛油果彻底没了，物流停送，她换上了熟透的香蕉和草莓切片，撒上白芝麻和四季胡椒碎点缀。
疫情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，很多时候，她早上都没胃口，便等到快中午12点的时候，把食物摆好盘，认真享受一顿独自的brunch。这是沪上流行的生活方式，最经典的搭配是在种满梧桐树的法租界区，以老洋房为背景，露天餐桌，英文菜单与背景乐若隐若现，两三人围坐，食用西式简餐和咖啡。
不过，疫情中的brunch，只剩进餐时间像brunch了。
物资的缺乏出现在这位独居女孩身上，来得比一般上海家庭更早。因为她不习惯过度囤货和浪费，追求简单的生活方式。现在的她被迫掌握更多生存技能，比如，精密计算每顿能吃的意面数量——大概是十几根；一根胡萝卜，每次切一块再冰回去，吃了八九天；珍惜所有冷柜里能找到的食物，哪怕快过期。当她在3月的某个下午，从冰箱里翻出三块去年夏天拆封过的鸡胸肉与秋天买的三文鱼排，几乎是雀跃了起来。
前两天的晚上，她从居委会买到了68元的蔬菜「盲盒」包，回来便花了3个小时处理，以最大可能地延长它们的生命力。她从耙耙柑上扒下保鲜的油纸，仔细折叠，以备不时之需；翻出以前的麦当劳外卖牛皮纸袋，套在菜叶上，再裹上一层塑料袋。这是她从最近朋友圈里热传的「日本主妇的蔬菜储存大法」里学来的。
还有一些生存技能来自妈妈。她是一位爱好园艺的退休数学教师，告诉女儿，水芹菜可以水培，先吃叶子，留下茎秆，泡在水里就OK。
如何抢菜，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菜，能在家中稍微吃得像个样子，在过去半个多月乃至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成了讲究品质生活的上海市民们集体研习的课程。尽管这样的「学习」放在「年」的时间前提下略显荒谬。
02
盛宴
小区被正式封控的消息，是在三月中旬的一个半夜传来的。此后，林浣的心情和精神状态开始像坐过山车一般起伏不定。
她尝试过各种努力：点不同味道的东南亚熏香，营造瑜伽冥想的氛围；与隔着一条黄浦江的朋友们交流「现状」，用黑色幽默的态度吐槽。但居家第二周的某晚临睡前，她还是因为饥饿、不安和焦虑，躺在床上浑身发抖而无法停止。
那晚她没有睡好，第二天清晨醒来的那刻，心脏仿佛要爆炸。在与一位美国男性好友语音电话聊天时，她肚子饿得咕咕叫，终于忍不住哭了。「不用健身腹部都已经饿平了」，她说。
刚刚结束深圳一个月居家隔离的她的大学教授，也在3月中旬安慰她：「小区门口还是会有快递有外卖。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没有自由，衣食无忧也行。」彼时，这位教授也想象不到疫情下的上海竟是如此这般不同。
饥饿只是导火索。真正让她难过的，是那些在疫情中失掉的秩序、热情和希望。
如同多数独居的年轻人一样，她的生活曾经在这座城市获得了无比伦比的自由和精彩。物质层面上，她能尽情享受这座都市里的咖啡、展览、音乐会、健身房和几乎复刻当地风味的国际化饮食；精神层面上，尊重和包容个体差异性的分寸感、永远能找到同类的认同感、不用畏惧与世俗观点进行争论的坦荡感，这些都是迷人的。
更不用提，当全球顶级的音乐艺术家要来中国举办演出时，上海总是第一站。她喜欢古典乐，马友友、秦立巍、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，这些票她都不惜花重金买过。年，当看到年近八旬的阿根廷钢琴大师玛尔塔·阿格里奇要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演出，「或为其人生中的首次及最后一次在沪首演」的消息，让她想起读书时经常用iPod循环播放钢琴女神演奏的《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》专辑的时期。她想尽一切办法抢票，最终通过黄牛买到了元高于市场价的演出票。
那个夜晚的迷人之处不光是音乐带来的震撼和美妙，还有对自己所选择的这座城市的又一次认可：
「我在上海生活得很好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。」
但这些流光溢彩的文化体验，在疫情中都被日渐削减了。最近三年里，受国内疫情影响，上海高水准的世界级盛事已不见踪影。「可能短期内都很难恢复了」。
被封闭的这些日子里，林浣经常陷入无力感的包围之中，她看不到希望和未来，除了每天做饭确保自己活着，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似乎失去了意义。因为厌倦了频繁加班和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她在两年前开始自由职业，但早期收入并不稳定，从去年夏天起，爸爸开始帮助她支付房租。
她曾经认为这是一个难以启齿与自我接受的决定。
大学毕业后，她从未开口向家里要过固定生活费。工作带来的可观收入，让她足以负担所在一线城市的消费。她对车房和奢侈品都没有兴趣，大额支出主要用于跨国工作和生活旅行上。但疫情开始后，出入境隔离政策严格，她多年「努力工作—攒钱—周游世界—努力工作」的生活闭环被瓦解。最直接的影响就是，拼命工作赚钱失去了动力。
「就算没有辞职，可能情况也不会太好。」
疫情常态化的这两年，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受到影响。林浣观察到，身边很多同龄人看似生活得体无忧，但多少在接受家里的经济支持。尤其是最近半年，互联网大厂裁员、新消费品牌融资困难、创业公司缩减预算，大家的日子都变得艰难起来。
她原本已经坦然接受了爸爸的帮助。但这份平和，又被疫情打破。一些更微妙的情绪在长达40多天的日子里加速发芽。
她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这些选择，思考未来的出路。
「我到底要做什么」「后半辈子怎么办？」当这些问题在深夜袭来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失眠。她焦虑，但仿佛又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，每天都疲于核酸检测、抢菜团购储菜做饭等琐事之中，生存压力让她无法喘息。「可能只有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，才能真正去思考清楚」。
曾经自由自在的独居生活，在这些凌乱的思绪之中，变得越来越沉重。
03
恐惧
思考未来，得到的是恐惧；审视当下，拥有的是不安全感。这样的「精神煎熬」，加重了林浣在独自居家期间的痛苦与害怕。
「总感觉有人要来把我抓走，每晚都做噩梦」，社区上门通知，工作人员总会把门敲得又急又响，林浣被吓到过几次，此后，这样的状态就持续了大概两周，白天焦虑严重时，她仍会难以控制地浑身发抖。
她还受到了排挤。
4月初的一天，她在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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